4月10日，年仅19岁的“黄山小匠”吴晋卿在澳大利亚全球技能挑战赛上斩获家具制造比赛项目金牌。

□ 郗延红

　　核心提示：五四运动发生已经历整整一百年，然而，五四时期所孕育而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成为了一种固有的符号，受到民众的广泛纪念，又在纪念中得到不断地传扬、永远地传扬。

　　1919年5月4日，首先有北京大学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三千余名热血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毅然振臂奋起，发起示威游行活动，喊出了“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吁请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然而北洋军阀政府却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举动横加打压，甚至派出大量军警对青年学生展开大肆拘捕，次日，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还向全国发出通电。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教授也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并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从5月4日到6月3日，全国几百座城镇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革命洪流。

　　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再向全国发出通电，又大举出动上街演讲，北洋政府再行镇压，逮捕学生170余人；次日，学生再次上街演讲，又被捕数百人，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第三天，北京高校学生2000多人前往拘禁学生的临时监狱——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与军警展开面对面的搏斗。同一天，上海八万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余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坚决声援支持北京学生，抗议北洋政府的镇压。与此同时，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推动下，市民阶层也由上海商会发起商人罢市的声援行动！这场救亡爱国政治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都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最后，反动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且通知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是在外患内乱交互叠加、社会秩序动荡不定的历史背景下，以青年学生为时代先锋,之后逐次扩及产业工人、商人和市民阶层，空前地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一场爱国救亡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已经历整整一百年，然而，五四时期所孕育而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成为了一种固有的符号，受到民众的广泛纪念，又在纪念中得到不断地传扬、永远地传扬。

　　首先，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与进步精神。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与进步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到了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在1894年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写道：“是会（指兴中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打那之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最终目的。可以说，中国从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由于它的催动和鼓舞。五四运动的发生，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直接接续。广大青年学生之所以不顾高压，挺身而出，奔走呼号，他们的爱国行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知名人士、上层人物和广大工商界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声援，就是由于爱国与进步精神的有力号召和强烈感染，最根本的动因就在于此。响遍全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唤醒同胞，一致救国”等口号，最根本的含义也在于此。有的人当时在思想上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纯粹为爱国热情所驱使，但他们炽烈爱国、追求进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振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跨入新时代，更要大力传扬爱国与进步的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着光辉的目标而一棒接一棒地接续奔跑和奋斗，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阔步向前发展——我国不仅要在建党100周年到来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还要进一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建国100周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圆就遂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其次，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最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提法，其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词中又写道：“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独秀文存》，第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五四时期高扬民主、科学大旗的成果，是工人阶级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真理及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五四运动中，民主即“德先生”是一面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旗，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与民主精神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民主的启蒙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同样，在五四运动中，科学即“赛先生”也是反封建、反迷信的另外一面大旗，并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扬，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的六条新的思想，第六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随后人们大声疾呼“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再后来“赛先生”和“德先生”演变成为了“赛同志”和“德同志”，就是说，民主和科学一道，五四时期高扬这两面大旗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存有距离。因此，欲图中国全面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之振兴，就应该继续高举“德先生”的大旗，传扬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此同时，还应该继续高举“赛先生”的大旗，传扬科学精神，实质上就是效学“五四”先驱们大力倡导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引导国人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藉以丰富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把握科学方法，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在持续奋斗中建功立业！

　　五四运动还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进步潮流和鲜明特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也表明，五四时期所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发生了根本性质和具体内容的转变。五四时期，那些先进的思想家们大胆地冲破旧传统，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主张，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并有力地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大解放。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形容的：“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民众的大联合》（三），湖南人民出版社）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使五四运动成为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水岭和我国20世纪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开启了此后思想解放的先河，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后来所发生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以及从那时起我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帶來的结果，而这些也都是与时俱进传扬五四精神的理论创新的伟大结晶！